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曾经留下了太多的值得称颂的文化经典，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留下许多文化上的毛病，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文化起点上的错位和文化思维上的惯性。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虚耗着生命。一个个瘦弱的文化人，独守书闺，寒窗十年，蜗居斗室，在厚重的文化中苦苦摸索，少年的青春，壮年的血气，一齐随着文化的深入而慢慢地萎顿，当脚步已经蹒跚，齿牙开始动摇，捋着花白的胡子，看着和自己当年一样年轻的青年，他们是这样的年轻，而他们也将和自己一样，把青春放在文化中白白虚耗，以至迷失自我，自己，心里总不是一个滋味，自己的文化成就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化重担的再一次加重，还是意味着在新的生命消失的过程中作了一次推进？最后募然回首，不觉文化的基点坐标已经歪斜。

    如果说文化的创造是一种成就，那么文化坐标的扶正无疑就构成了最大的成就。于是，文化人就有一种责任，在召唤，在呼喊，余秋雨离开书案，打点行装，换一身远行的衣服，走前再轻轻的抚摩一下自己的学术著作，毕竟，自己因它们而辛苦过数十年，但又不得不离开，咬一咬牙，狠一下心，悄悄的出去，然后怦然关门。

    就这样走吧！虽然孑然一身，但也不至于孤独，李白的轻舟、杜牧的毛驴、还有李时珍的药箱与徐霞客的脚步，我们的祖先也曾经这样走过。我们的祖先做得很好，也很有智慧，实证与创新，科学的精髓抓得很准，余秋雨发掘出了中国文化的断层面，不禁叹息一声，毋庸责怪自己的祖先，要怪就怪自己的不肖，错把文明当成了负担，错把懒惰当成了学问，我们本可以走得很好，就因为在文化责任上的太不负责，近代，我们突然失足。

    文化错位的基点已经找到，然而在当今的中国，还有不少的知名的学者还犯着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对文化的危害也就越大，要拯救文化，就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他们领到文化现场，让他们在真实的现场与学问的虚假中明白自己的无知。于是，从甘肃出发，从黄河出发，从理性文明出发，行行止止，不断观察，不断思考，然后铺开稿子，用颤抖的手拿起厚重的笔，一吐心肠，让学者的激情与理性的严峻，毫无保留的宣泄出来，这样的文章，注定感人。

    《道士塔》：把王道士的悲剧归因于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也难，那也难，只有大哭一场。

    《阳关雪》：触摸整个唐代的文化，阐述文化与政治的暧昧关系，文人，真累。

    《都江堰》：将笔墨直接点落到普通百姓的身上，文明，时常有他们创造。

    《三峡》：将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同置一处，让人深思。

    《江南小镇》：描述中国文化与商业文明的狭路相逢和檫肩而过。

    《华语情节》：表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母语失落的深深担忧与百般无奈。

    ……

    写作的笔锋直接指向了文化的细微处，没有了济世经邦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了博学多才的空洞自擂，只有充满了激情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理性，他，做的很对，也做得很好。荣格说：一个只守住基本规则的民族总比一个只懂得高谈阔论的民族优秀得多。因为只注重高谈阔论，只知道自吹自擂，我们的文化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很大的灾难，而这样的灾难，我们的文化再也遭受不起。

    但是，学者做文章，最大的难点在于理性的严峻构成了感性风光的坚固栅栏。而正是如此，在青春与老成，学问与游戏，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上，我们的学人经常迷路。于是，他们缺失了与群众的对话系统，他们不信任群众，群众疏远了他们，从而构成了文化与普及的两头断层、双面萎缩。这样，学问没有出路，文化更没有出路。

    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的学者，社会也需要，但更多的学人注定成不了他们。即便是康德，也认为有必要让知识分子在一切社会公共事物上应用理性。强装深刻，故作呆板，太做作，也太矫情，反正我是瞧不起他们，我没有李贽把他们骂做狗彘的勇气，但我可以断定，他们成不了文化的功臣，只能沦为文化的罪人。余秋雨做得很好，小说的情节，诗性的语言，哲理性的沉思和令人梦饶魂牵的两难结构，毫无间隙的联在了一起，他做成功了，群众接纳了他，而太多的成绩往往构成了批评的箭靶。难怪鲁迅要七论文人相轻，中国文人的这个病，实在病得不轻。

    当然，余秋雨仅仅做了一个开始，而任何一个事物的开始总是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贾宝玉行为的怪诞而否定新生命的价值，只因为他年轻，而由于年轻，将来就有可能大有作为。文艺批评是好事，但没有文艺创造绝对没有文艺批评，据我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文艺批评的强盛时代总是伴随着文艺创作的大萧瑟，何况拿着批判的笔的那些判官根本就不会写文章，这就像一个不会走路的孩童教别人走路一样幼稚可笑，但犯这种错误的人，他们的学术地位往往又不至于太低，如湖北的一位姓古的先生，反正我是没有见过他，不过这样的学术伪精英，不见也罢。对于他们，余秋雨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继续衣袂飘飘的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

【编辑：百步梯新闻中心 陈少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