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周谷平 陶炳增
摘 要：大学校训是大学对其自身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特有精神的一种表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大学理念凝炼后的符号表示，具有稳定性、继承性、融合性和个性化的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大学校训的考察，揭示其所蕴涵的教育理念和共同特征；同时比较同期中西方大学校训在大学理念追求方面的异同，阐释其原因，从而为当代大学校训的形塑和大学精神的张扬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大学理念
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始于19世纪末，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其发展从思想理念到制度模式都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然而随着本土化历程的深入，传统的教育理念不断融入到大学的发展中去，其理念内涵透视出中西融合及民族性的特征，在这一方面，大学校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视角。
校训，一般的解释为：“学校规定的对学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这里可以看出校训首先是对学生的一种期望与要求，它体现了整个教育活动的价值追求。同样，大学校训也是一所大学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勉励性的训示、号召与要求。由于大学校训体现了大学的历史积淀，所以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大学校训是大学对其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特有精神的一种表征形式，是对其人文传统、治学精神、办学风格的理性抽象，它是凝炼后的大学理念的符号表示，具有稳定性、继承性、融合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一、西方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
查阅近代西方著名大学的校训，我们可以发现其校训与大学理念有着密切和直接的联系。在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原文为拉丁文，英译为“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原文为拉丁文“Dominus Illuminatio Mea”。英译为“The Lord Is My Illuminattion”）。在现代大学理念的策源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训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真理与你为友”（其拉丁文为“VERITAS”，英译为：“Verity”或“Truth”，此校训来自格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英译是“Truth and Light”，其拉丁文原文为“Lux et Veritas”）；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其原文是一个拉丁文的德译本：“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英译为：“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是：“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英文为：“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
解读西方大学校训，我们不难发现如下特征：（1）简洁、凝炼，寓意深刻，大部分来自拉丁文的格言。例如，哈佛大学的“VERITAS”、耶鲁大学的“Lux et Veritas”以及牛津大学的“Dominus Illuminatio Mea”。（2）蕴涵了各个大学的理念追求，如求知、求真，和追求学术自由，捍卫学术独立等。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在校训中也得以体现，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3）具有稳定性、继承性和个性化的特征。众所周知，这些西方大学从其创立至今已有几百甚至近千年的历史，然而校训一经确立，轻易不会更改，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校训历久弥新，其理念内核不断赋予时代的新意，但始终是这些大学发展的精神主旨与指向标识。而且，这些校训也体现了其与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独特的个性，例如，牛津大学的“上帝乃知识之神”表明了学校浓厚的宗教背景，即便如此，这并不影响其经典大学的地位，而是表明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自身独有的特征。
二、近代中国大学的校训与其理念追求
如上所述，西方大学有着独具特色的大学校训，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校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国粹。早在近代大学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已有一些书院采用精炼的词汇，作为教育学生的警句、格言，久而久之，这些格言警句逐渐变成了体现书院自身办学和治学精神的特别符号，这就形成了最早的院训。例如长沙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无锡东林书院的“依德之行、庸言之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贵州永宁书院的“格致、诚正、修养，知所先则近道；孝悌、谨信、亲爱，行有余以学文”。这些院训成为我国近代大学校训的先声。中国大学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学习西方的产物，西方大学理念亦随之导入，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社会现实的制约影响下，这些西方大学理念在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不断地进行着调适和嬗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近代大学自身特色的、丰富多元的大学理念，这可以从近代中国大学的校训上得以充分的体现。
1．源自经典，继承传统
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校训。下表是近代中国部分大学的校训，让我们通过校训所蕴涵的意义来解读其这一特点。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各类大学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中西方传统经典著作和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格言。如中国的《周易》、《礼记》、《论语》、《中庸》，西方的《圣经》。
表1 近代中国部分大学校训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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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名称 |
校 训 |
经典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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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 |
清华大学
北洋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大学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中央大学
暨南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 |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实事求是
求是
实事求是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诚朴雄伟
忠信笃敬
刚毅坚卓
公诚勤朴 |
《易经》
《汉书·河间献王传》
《汉书·河间献王传》
《汉书·河间献王传》
《中庸》
《中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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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学 |
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 |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
《论语·子张》
《易经》、《礼记·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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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学 |
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岭南大学
东吴大学
华中大学
金陵大学 |
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和真理
厚生
受当施
今之学者为人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礼仪廉耻
诚、真、勤、仁 |
《约翰福音》
《论语》
英文格言
《约翰福音》
美以美女布道会口号 |
其中，清华大学校训取材于《易经》上乾坤二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二卦辞本意为：天（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愤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阐释了古代先贤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哲学理解，同时也将成为“君子”作为自我修养的目标。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的“实事求是（求是）”来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后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必真”，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也曾有“君子之学，唯求其是”之语，在先哲古语中所倡导的“求是（实事求是）”在于穷经证理，注儒训诂之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校训原文出自《中庸》第十九章：“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按《中庸》的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通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为“君子”。复旦大学的校训出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广泛地学习且能够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出疑问，联系当前情况，“仁”就在里面了。“仁”也是中国古代人生修养所树立的目标之一。厦门大学校训前半句来自《易经》，下半句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即彰明自己天赋灵明的德性，也就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发掘光大个人内在的优良品德；所谓“亲民”，即亲近、爱恤人民；而“止于至善”即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宋代大儒朱熹曾阐述道：“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其它象“诚朴雄伟、衷信笃敬、刚毅坚卓、礼仪廉耻、诚、真、勤、仁”等也多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格言。在教会大学，其校训多来源于《圣经》。例如，燕京大学的“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源自《约翰福音》第 8章32节“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语；金陵女子学院的“厚生”一词，源自《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意与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含意相近。
探究上述大学校训的取材及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国人所创办的公私立大学中，其校训表达了培养“君子”、追求学问的“是”以及达于“止于至善”境界的目标；教会大学的校训体现了教会大学传播基督福音、服务他人、追求真理的信念。总体而言，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上，无论其办学形式如何，在校训的制定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执着并继承了传统。
2．紧追潮流，顺应时代
通过深入考察各个大学校训制定的经历及掌校者对其蕴涵意义的阐发，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在继承古典教育理念的基础上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在国立大学中，清华大学的校训制定得比较早。在1911年，清华学堂初创时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很明显，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在创立之初就给清华学子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德业的修进为己任，力图自立自强，争取早日摆脱惟有留学才有出路的误区，如早期留美学子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呐喊的一样：“留学者以不留学为目的”。1914年 11月5日，梁启超莅校做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引用《易经》上乾坤二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演讲中心内容。梁启超用该二卦辞对于培养君子做了充分的诠释：“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为了激励清华学子，梁启超又接着讲道，“清华学子，荟中西新收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社会之鸿儒，集四方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于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此次演讲之后，学校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训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一种健全的人格，它集刚健和柔顺两种不同的特质于一身，标志着人格发展的一种全面性和协调性。在这里，作为校训它也已经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自强不息”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格；“厚德载物”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团结协作、严以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
浙江大学制定了“求是”校训，并在学校发展中充分倡导了这一精神。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定名为浙江大学。1938年11月19日，西迁途中，竺可桢校长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并决定以“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此后，竺可桢多次就“求是”进行了阐释。1939年2月4日他对新生做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专题演讲；1941年初，竺可桢为浙大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撰写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论文，上述文章是竺可桢论述“求是”校训与精神的代表作。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竺可桢指出：“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为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是”的精义，即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求是”所赋予的时代气息，即要求大学教育从社会实际出发，追求学术真知，切实为社会实际服务。
在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比较著名的一个，该校训是1934年张伯苓亲自制定的。张伯苓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曰：“愚”、“弱”、“贫”、“散”、“私”。他认为：“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这里的“公”指公德、品德，即爱国、爱民；“能”指能力、才干、技能；“允公允能”可以解释为既有爱国爱群的品德，又有服务社会的能力。而“日新月异”即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既表达了该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在于“爱国爱群之公德，与之服务社会之能力”，同时又有赶上时代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豪情与理想。
在传达时代信息与紧跟社会步伐方面，抗战期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尤具特色。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为主体组成的，尽管各校先前都有自己的校训，但在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后，为了体现西南联大在战时的精神气质，该校制订了新的校训。1938年11月30日，在西南联大举行的第95次常委会上讨论议决了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刚毅坚卓”是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抗战八年，联大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无不体现出刚强、果敢、坚韧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同时，“刚毅坚卓”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临危机关头，不畏强暴、果敢、坚强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骨。
在近代中国大学中，教会大学是一特殊时代的产物，由上述教会大学校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大学从根本上是为着传教的宗旨而办理的，不过迫于时势，其办学理念也有所转变，不断地趋向本土化和世俗化，这点也可以由其校训反映出来。
燕京大学是近代教会大学中著名的一个。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不久即与同僚商谈校训的制定，当时同僚曾建议用耶稣所说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这句话（《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司徒雷登想起了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由此，司徒雷登便把这两句耶稣的话结合起来，将燕京大学的校训概括为“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燕大校训体现了该校所倡导的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学生的人格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徒雷登曾自豪地称：“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1915年成立的金陵女大，1930年向国民政府注册后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前所述，该校的校训为“厚生”。校长吴贻芳对其涵义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丰满。”该校以此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时时告诫学生：“为人处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宽容，不是报复；是牺牲，不是自私”。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以及教会大学须向国民政府注册，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发生了变化。如：华西协和大学1908年创办时的宗旨是“以教育作为途径促进基督的真理”（To further the cause of Christian truth by means of education），1910年正式开学时改为“本大学在基督徒的赞助下，透过高等教育在中国西部推展上帝的国度”（The object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kingdom of God，by mea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 China under Christian Auspiecs），再到向中国政府立案时调适为“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用社会需要”。
3．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古代教育理念的融合，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校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上述教会大学的校训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既有出自《论语》的中文格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中西两则格言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价值取向。在岭南大学，其校训为：“今之学者为人”。这句格言表面看来是与古训所讲的“古之学者为己”相对应，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要求培养的学生能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以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不为自己谋私利。这是一种既符合基督教原理，又融合中国儒学传统的精神气质，反映了中国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质。另外，部分教会大学直接用中文格言作为校训，这也表明了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培养人才目标的认同。如，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华中大学的校训是“礼仪廉耻”、金陵大学的校训是“诚、真、勤、仁”，金陵大学华人校长在抗战时期曾由衷感言道：“学校精神之养成，盖因本校五十余年之校训也”。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时代大潮中，这一方面是深厚博大的中华文化魅力的彰显，另一方面也是教会教育结合中国实际调适的结果。
在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我国大学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吸纳，同样可以在校训中窥得一斑。如前所述，竺可桢对浙大“求是”校训的阐释，就明确提及，何为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又如南开校训中对允公允能的解释，强调了以倡导公德、发扬团体合作精神治中华民族之大病——“私”和“散”，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等，均体现了对西方大学理念内涵的汲取和融合。
三、近代中国大学校训的当代启示
上述对于近代中国大学校训的考察仅仅是窥其一斑，但大致可以洞见近代中国大学在自身发展历程中，融合中西，对大学理念的探索和追求。今天，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建设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已成共识，这也体现在对校训的重新认识上。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校训存在的不足和发展趋势主要是：
1．大学校训的雷同
目前，我国高校已有的校训，存在严重的重复现象，一些学校不仅用词完全一样，甚至排列组合的顺序也一字不差。傅进军曾统计了国内139所高校的校训，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求实”和“创新”，使用院校均有57所，占41％；其次是“团结”、“勤奋”两词，分别为47所和46所院校使用，占33％左右。此外，“严谨”、“求是”用的院校也不少。造成大量校训雷同的原因肯定复杂多样，如对传统的认可和对时代精神的趋同等，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雷同的校训十分容易淹没各个大学的个性，不利于各自特色的形成和发挥。人们都认为，我国高校目前存在的千校一面和趋同现象，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严重影响了高校发展及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将影响大学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校训雷同的负面影响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2．大学校训的回归和发展
校训有着稳定性、长期性、继承性的特征，在经历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积淀之后，大学校训已经和大学自身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体现了大学的理念内涵、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学校训已经成为各个大学之魂。因此，在当代，各个大学重新厘定校训，重新阐释并弘扬大学校训的精神内涵成为大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例如，武汉大学于1993年重新审议并制定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而20世纪30年代的校训为“名诚弘毅”。2001年南京大学筹备百年校庆时，决定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作为校训，其中“诚朴雄伟”即为其前身中央大学的校训。由此可见，在当代大学中，特别是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在重新制定校训时有一种向传统回归和与时俱进共存的现象，这既表达了对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文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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