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代伟人的英姿

　　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作为全球中国人都认同的革命家，对他的纪念早已跨越了党派边界。
　　他一手创立的国民党，在1940年尊他为“国父”；他晚年倾力联合、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他诞辰90周年时，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他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他的三民主义，则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虽然“真假三民主义”争论从未休止。
      "中山不死，国共求同”是连战在北大演讲时，北大学生打出的一则标语。回溯历次国共合作，不难发现，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是党派和解的桥梁。两个党派，一面旗帜。对孙中山的尊崇，是跨越政见与立场的共识……
　　2005年，他逝世80周年时，胡锦涛与连战会面，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跨越60年的历史性握手。
　　虽然不乏多元化的解读甚至毁誉，但是，当台湾“国父”之争沦为笑谈，当“胡连会”上共谈孙中山之时，人们发现，这位伟人仍然在影响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

        孙中山，既是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眼中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在现实中，两个党派的沟通与合作，都与孙中山密切相关……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逝世30年后，《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给了孙中山一个很高的荣誉，尊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事实上，在得到“革命先行者”这个荣誉称号之前16年，中国国民党在1940年3月21日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作出决议：“中央以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在国民，报本追远，宣表尊崇，爰经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3月29日，国民政府布告全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尊称中华民国国父，业经中常委一致决议，由国府通行全国遵行。”

    1908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给法国雕塑家罗丹当了8个月私人秘书之后，写了篇《论罗丹》的文章，文章开篇写道：“罗丹未成名前是孤零的。荣誉来了，他也许更孤零了吧。因为荣誉不过是一个新名字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不知道荣誉来了，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中山先生是否和雕塑家罗丹一样，更孤零了，更不知道这些荣誉称号是否如里尔克所言“不过是一个新名字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因为罗丹的荣誉在他身前就得到，而中山先生，在被尊称为“国父”之前，已经在南京的中山陵躺卧安息了15年，被尊称为“革命先行者”也是他死后30年的事了。

    孙中山生前，并不被同时代的人以及他的革命同志所看重，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一个思想远远大于行动的人。那么，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对一个死去的人会给予如此高的荣誉呢？据有关资料介绍，国民党之所以在1940年以国民政府布告的形式，告诉国民，要尊孙中山为“国父”，是当时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了对抗新成立的南京汪精卫政府。这大概算得上第一次对孙中山的“工具主义解读”。

    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尊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原因，毛泽东在他那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证明“我们”比孙中山有力量，他未竟的事业，“我们”完成了；他尚未成功的革命，“我们”干成了。这大概是对孙中山先生第二次的“工具主义解读”。

    因为毛泽东本人，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公开发表9年之后，就在一份内部的文件资料里发表了对孙中山的不同看法，这份1967年的文件资料是台湾的李敖先生从历史文选里发现的，毛泽东说：“大家看到没有，孙中山，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孙中山是一个演讲家，孙中山是一个煽动家，讲的慷慨激昂，博得给他的鼓掌。我听过他的演讲，也跟他谈过话，孙中山他是不准人驳的，不准人反驳他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叫孙先生，叫他孙先生，他没有民主，也没有知识，他的无知是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的时候，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圈，写上了共产主义，小圈圈上写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一个大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更大的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三民主义里头。”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究竟哪一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已无从查考。

     2006年8月26日，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讲孙中山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1949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所有的孙中山的研究著作都称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但他通过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他革命的目标等方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他并且认为：之所以一直以来，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基于一种顽固不化的思维定势：我们建国以后把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扩大化了，而且有一种两极思维，你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陷入一种贴标签、划成分的惯性思维。历史人物，要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要么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要么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比如，说到曾国藩，那一定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说到陈胜、吴广，那一定是“农民阶级的代表”，而说到孙中山，肯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我们似乎更关心他的阶级成分，关心他“是什么”，而不关心历史人物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究竟“做了什么”；注重定性结论，而不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定量分析。事实上，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证明题，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历史人物进行的“为我所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工具主义解读，伤害的不仅是历史人物本身，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玷污了历史这门学科的科学特质。

    我认同杨天石先生所说的：“我们在研究历史，分析社会的时候，不应该是这种两极思维，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还有其他阶级，有中间阶级。”因为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人是复杂的生命，只要是人，必定呈现出多面性，而站立在风口浪尖的历史人物，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精们，比我们想象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简单的一个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不足以概括他们的，实用的“工具主义的解读”很容易遮盖某些历史真相，给后人的研究带来麻烦。

    经历了近百年的时代变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人们的信仰与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解构、否定、置疑等思潮冲击着旧时代留给人们的一切，“走下神坛的伟人”便是明证……